塞罕其其格

 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诗文集《元丰类稿》中收录了一篇叙事文《秃秃记》，记述了北宋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发生的一起悲剧事件——五岁男童秃秃被其父亲所杀害。

案件缘起

宋仁宗赵祯年间，高密人孙齐考中明法科后，被任命为嘉州司法参事。任前，孙齐在家乡已迎娶杜氏。之后，他隐瞒已婚事实，又娶周氏，并一同前往嘉州。任期结束回高密时，周氏发现孙齐已有妻室，便向县衙告发。孙齐为平息事端，向县官行贿，承认错误并剪发立誓与杜氏离婚，此事暂且了结。后来，孙齐调任歙州县尉，任职期间纳娼妓陈氏为妾。明道二年正月，孙齐升任抚州司法参事，赴任前，他想抛弃周氏，便派人偷走他与周氏的儿子秃秃。随后带着原配杜氏和妾室陈氏前往抚州上任。

周氏与其弟前往抚州官府求助，却遭官吏阻拦。孙齐拿出伪造的契约与周氏对质，称其为婢佣，指责她“胡作非为”。周氏又上诉至江南西路转运使，依旧无果。周氏姐弟将诉状提交抚州州府，因孙齐担任抚州司法参事，周氏冤屈未得伸张。无奈之下，周氏在衣服上写明多次告状经历，沿街乞讨，最终流落到饶州。饶州隶属江南东路，按规定无权处理江南西路案件，但饶州知州萧贯接到周氏申诉后，决定受理，并派人调查。因秃秃是关键证据，孙齐担心“诬妻为佣”之事败露，将秃秃秘密安置在邻居家，后怕事情暴露，又将秃秃带回家中杀害。

案情分析

孙齐先娶杜氏，后欺瞒已婚事实，再娶周氏，又杀害了年仅五岁的亲生儿子，此行为严重违法，仅就婚姻来说，《宋刑统》规定：“诸有妻更娶妻者，徒一年，女家减一等；若欺妄而娶者，徒一年半，女家不坐。各离之。”孙齐的行为已构成“有妻更娶”“欺妄而娶”之罪，即现代法律中的重婚罪。换言之，孙齐当时应被免去官职，并判处一年半徒刑。

孙齐身为司法参事，是明法之人。然而，他明知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，却作出令人费解的选择。比如，为何在迎娶周氏之前没有先休掉杜氏？当周氏将此事诉诸官府时，他为何不将其休掉？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

首先，孙齐在迎娶周氏之前无法合法休弃杜氏。《宋刑统》对男子休妻有具体规定：“诸妻无七出及义绝之状，而出之者，徒一年半。”即男子只有在妻子触犯“七出”之条、夫妻间存在“义绝”情形时才可休妻，否则其休妻行为违法，将受到“徒一年半”的处罚。因杜氏未触犯“七出”之条、夫妻间也没有“义绝”情形，所以孙齐无法休掉杜氏。其次，孙齐同样无法合法休掉周氏。赴抚州时，孙齐已公开承认杜氏为妻、陈氏为妾，并与她们共同生活。若此时休掉周氏，则等同于自认触犯“有妻更娶”之罪。因此，孙齐在法律上也已无可能休掉周氏，他只有选择否认周氏，最终作出了杀害亲生儿子这一残忍至极的行为。

历朝重婚罪考述

中国古代维护一夫一妻原则的制度，主要以禁令形式呈现，将禁止性规定与罚则相结合。这些规定涵盖多个方面，包括禁止“以妾为妻”“乱妻妾位”等现象，同时也严禁“夫有二妻，妻有外夫”“有妻更娶”“欺妄而娶”“和娶人妻”等行为。其中，“夫有二妻，妻有外夫”“有妻更娶”“欺妄而娶”的禁止性规定，正是现代法律体系中重婚罪的内容规定。

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，与宗法制，尤其是嫡长子继承制密切相关。《礼记·昏义》：“昏礼者，将合二姓之好，上以事宗庙，而下以继后世也，故君子重之。”可见，中国古代的婚姻并非建立在男女情感之上，而是为祭祀宗庙、延续血脉的联合。《法经》规定：“夫有一妻二妾，其刑聝；夫有二妻，则诛。妻有外夫则宫。”这是重婚罪的最早记载，其意表明，夫若有二妻，则处以诛刑；妻若有外夫，则处以宫刑。

汉代以后，各朝代法律对重婚行为的规定虽各有异同，但总体上均体现了维护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宗旨。其中唐律对重婚的规定尤为完备，其后各朝代均在不同程度上沿袭了唐律。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：“诸有妻更娶者，徒一年，女家减一等，若欺妄而娶者，徒一年半，女家不坐，各离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果已经有了妻子又再次娶妻，即“有妻更娶”，男方要判处一年徒刑，女方可减一等受罚；如果是用欺骗手段再娶的，即“欺妄而娶”，男方判一年半徒刑，女方则不受处罚。以上两种情况，双方都必须离婚。此法旨在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，避免其受到无辜牵连，并对实施欺诈行为的男方进行严厉的处罚。

此外，《唐律疏议》还对另一类重婚行为也有处罚规定。“和娶人妻”条规定：“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，各徒二年；妾，减二等。各离之。即夫自嫁者，亦同。”“和娶”是一种违法行为，即为达到某种目的，某男子与他人妻子合谋，让妻子瞒着丈夫与他结婚。这种行为破坏了家庭，违背了社会道德与伦理规范，因此，参与“和娶”行为的人都将面临两年徒刑的处罚。“夫自嫁者，亦同”，即为了某种原因，丈夫将妻子嫁与另一男子，丈夫及该男子均将被判处两年徒刑。在此情况下，若妻子亦知情并参与其中，则丈夫、妻子及该男子均将被判处两年徒刑。以上情况，都按律解除婚姻。唐律在婚姻制度方面的构建较前世有显著进步，为后世所延用。

宋代基本沿袭唐律，《宋刑统》亦规定有“有妻更娶”条和“和娶人妻”条：“诸有妻更娶妻者，徒一年半，女家减一等。”“妻擅去者徒三年，因而改嫁流三千里，妾各减一等。娶者并与同罪。如不知其有夫者不坐，娶而后知者，减一等，并离之。”元代《大元通制》规定：“有妻妾复娶妻妾者，笞四十七，离之。在官者，解职记过，不追聘财。”《大明律》规定：“凡以妻为妾者，杖一百。妻在，以妾为妻者，杖九十，并改正。若有妻更娶妻者，亦杖九十，离异”“有妻更娶妻，并耦匹嫡，有乖正义，亦杖九十，后娶者，离异。”《大清律例》中也有类似规定：“凡以妻为妾者，杖一百。妻在，以妾为妻者，杖九十，并改正。若有妻更娶者，亦杖九十，离异。”

古代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，对“有妻更娶”“欺妄而娶”及“和娶人妻”等行为予以严厉惩处。这一举措虽意在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与家族统治秩序，但不可否认，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社会对婚姻的重视，对家庭的维护与尊重。同时，在客观上维护了女性权益，对社会稳定和家庭和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）

来源：人民法院报